央视网消息（记者 王静远）：12月6日，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找到失散14年的儿子，好友郭刚堂为孙海洋发去祝福。郭刚堂，电影《失孤》原型，一个同样丢了孩子的父亲。今年7月，郭刚堂终于见到了被拐24年的儿子郭振，认亲仪式上，一家人抱头痛哭。

几乎成为一种默契，郭振找到后，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都跳过了中间空白的那些年。至于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磨难，郭刚堂只字未提。他不想纠结于过往，让孩子伤感和尴尬。“我们应该和孩子聊以后，以前重要吗？那些都过去了。”

幸福的起点

51岁这年，郭刚堂迎来了人生幸福的起点。

旁人都看得出来，老郭家碰上喜事了。郭刚堂的眉头再也不像“小梅花”一样总皱着，走在路上突然就哼起了歌，聊天时也会时不时地跟对方开个玩笑，而且他还有了“幸福肥”——郭振找到后的3个多月里，郭刚堂胖了8斤。

还有些变化是外人看不到的。从儿子找到的那天起，郭刚堂晚上睡觉时拥有了“关机自由”，过去24年，他的手机总是保持24小时开机，生怕漏掉跟郭振有关的任何一条消息。

郭刚堂也开始学做饭了，他常去逛菜市场，对最近的菜价了如指掌。多年来藏在这个家庭深处的裂隙，迫切需要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去填补。以前家里吃饺子，他总帮不上忙，前不久他刚学了擀皮儿、和面，打算学会后跟家人们“露一手”。

妻子张文革也变了，肩膀疼的老毛病忍了很多年，但她从来都不舍得花钱看病，这次她主动提出要去医院。夫妻俩现在总是互相提醒着要多多锻炼，搞好身体，“以后郭振成了家，我们还得帮忙带小孩呢”。

早在今年7月公安部召开发布会以前，郭刚堂就得知了找到孩子的消息。当时，职能部门一位熟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他问我：‘郭大哥，这些年你发现了多少个疑似郭振的孩子？你帮多少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没等对方把话说完，郭刚堂立刻反问道，“我孩子在哪里？”

“很简单，这就是让你在发表获奖感言呢。”郭刚堂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虽然对方称信息仍在核查中，但他十分确定，“百分之百我孩子找到了”。

（今年7月公安部召开发布会介绍郭振被拐案破获情况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由于案件尚处于封锁阶段，郭刚堂不能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有一次家里没人，他坐在沙发上哭了一整天，他想起郭振走失后脱轨的自己和家庭，想起那些摩托车曾飞驰而过的角落，直到傍晚听到钥匙扭动门锁的声音，他才回过神来去洗了把脸。

但更多时候，郭刚堂的心里是被巨大的幸福和感恩充盈着。傍晚在湖边溜达时，他的步子不由就轻快了起来，走着走着还哼起了三十多年前的老歌，“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那十多天里，他一个人独守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和即将重逢的小郭振。他享受这样的二人“独处”时光。

不久后，DNA鉴定结果出来了，他将消息告诉妻子。起初妻子不相信，给她看了鉴定报告后，她变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过了近一个小时才平复下来。“我笑她，别孩子找到了你人变傻了，她说她做不了主，哭和笑她自己都控制不住。”

当年郭振是在妻子眼皮子底下丢的，这么多年妻子始终没办法原谅自己。尽管平日里两个人都刻意避开不提，但这道口子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愈合。自责、痛苦、孤独、失望，缠绕在这对父母内心深处的纽结，都在找到郭振后的那一刻迎刃而解。郭刚堂感觉妻子像变了一个人，喜欢跟他开玩笑、逗乐子，“我们家突然一下子完全就好了”。

这个家里真正地有了生活气息，“这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过去他最害怕过节，看着别的家庭其乐融融，而自家饭桌上却总有一副空碗筷。郭家从未有过全家福，哪怕春节也寻不见一丝红色，因为“总是少一个人”。

（郭刚堂写给警方的信中提到盼望自己伤痕累累的家庭能重温天伦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认亲会之前，郭刚堂去理了个发，夫妻俩给郭振准备了一个万元大红包，这对于仍在负债的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认亲后他们常和郭振聊天、视频，天冷了提醒他加件衣服。今年7月河南暴雨，郭刚堂把在各平台直播打赏的收入都捐给了当地驰援河南的救援队，他给郭振发消息，叮嘱孩子注意安全。妻子工资不高，但还是给郭振准备了换季的新衣服。

几乎成为一种默契，郭振找到后，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都跳过了中间空白的那些年。至于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磨难，郭刚堂只字未提。他不想纠结于过往，让孩子伤感和尴尬。“我们应该和孩子聊以后，以前重要吗？那些都过去了。”

一个父亲的救赎

郭刚堂口中那些不重要的过去，却是外界眼中他身上最重要的标签。

“他是寻亲大王，我们聊城的名片。”同一个小区的老人一看到有摄像机，就知道又有人来采访郭刚堂了。走在聊城的街头，他常常会被路人认出来，路边骑着电动车经过的大姐，瞥见他之后赶忙把车掉了个头，人还没从车上下来，一声满带笑意的“恭喜”先传了过来。虽然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叫出他的全名，但都知道他是“那个骑着摩托车找孩子的”。

之前几次骑车都是媒体要求他重现当年的骑行场景，他心里不情愿，“这就是在演”。但一想到如果这样的镜头能够让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他愿意演。一骑上车他总会想起以前的日子，漫漫寻子路上这位老友就像沉默的听众，吸纳了自己所有的痛与泪。

时间回到1997年。2岁的小郭振在屋外玩耍，一个陌生中年女人走近，用毛巾给郭振擦了把脸，就把他抱走了。夫妻俩发动身边所有亲友进行地毯式搜寻，徒劳无功，于是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决定天涯寻子，“我也知道非常盲目，但我那时真的没得选择”。

一辆摩托车，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一沓寻人启事，两面印着郭振照片和信息的寻子旗，两件换洗衣服，这是郭刚堂的全部家当。

再后来，家当里又多了一挂妻子做的雕刻葫芦，这是聊城的传统工艺品。为了找孩子郭家不但花光了家底儿，还欠下三十多万元债。2002年，有一次郭刚堂去亲戚家串门，无意间听到两口子的对话，“要是刚堂没借咱们家的钱，咱们也不用再去借钱了”。那次之后，他开始边找孩子边卖葫芦还债。

从山东聊城出发，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多年的时间里，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行程超过40万公里。在郭刚堂天涯寻亲协会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地图，上面画着红点的位置，都是他曾骑行到访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郭刚堂将骑行寻子的选择，视为和前半生的自己的决裂。

在那之前，他是同村人眼中最出息的后辈之一。那时候年轻人最爱听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大家的心里都热血沸腾。他是个不惜力气的人，脑子活又肯吃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家里已经有了几万块存款和两辆拖拉机，而且每天还有一两百块的进账。

1996年，郭刚堂打算开一个旱冰场，然后在附近建个小吃一条街，当时聊城还没有人做过这门生意。他联系好了场地和旱冰鞋的厂商，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用他的话说，那个年代机会好，处在风口上，“你不管做什么都能成”。

第二年，眼看着旱冰场的审批流程就要走完了，儿子丢了，他心里的这把火也被浇灭了。

在那之后，他的体面和尊严，都没了踪影。为了找孩子他一路求人，明明高兴不起来，还要赔着笑脸。被街头混混挑衅、为了省钱借宿在寺庙道观、在内蒙古的荒野里一个人蹦跶着取暖挨到天明、在大别山里被风雨拍到悬崖边的水泥桩上，多年后再讲起这些，郭刚堂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平静得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2009年，郭刚堂骑行到南京，在夫子庙附近发寻人启事。一位遛鸟的大哥路过，得知他的经历后，劝他尽早放弃，“都十几年了，你还有必要找吗？你儿子见到你也不认识”。围观的人们议论起骑车寻亲的选择是否正确，这位大哥为此甚至跟其他人争吵了起来。站在人群中心的郭刚堂一言不发，“很多家务事你说不清楚对错，只能随着自己的心走”。

那些年，郭刚堂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一半在外面骑车找郭振，一半在家里陪伴父母妻儿。身边不少朋友都劝他别再折腾，但他放不下。

两个世界的拉扯如同天平的两端，家里这头团聚喜乐的时候，另一侧就会重重地沉下去——每当这时郭刚堂总会想起郭振，那个2岁半还走不稳路的小家伙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他过不了自己这关。所以下次再听到跟郭振有关的消息，他一脚油门又出发了。

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的寻子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他感觉郭振和自己在一起。“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那些年在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唯有这样，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摩托车和互联网

郭刚堂之所以不愿停止骑摩托车，是因为放不下寻找郭振，“你找的话，起码还有找到和没找到这两种结果，但你不找的话，就只剩下一种”。

改变的种子在2009年萌芽。那一年，郭刚堂到杭州参加寻亲大会，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从杭州回家后，他加了很多寻亲QQ群，结识了许多素不相识又同病相怜的寻亲父母，大家在群里彼此安慰打气，分享全国各地的寻子信息。

2012年，郭刚堂又离家骑了一万多公里，仍是一场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返程路上，他重新审视这一路，寻子多年，他亲眼目睹了上百场车祸，有6个骑摩托车的当场死亡。这些年他在外面找，妻子在家里熬，少了他这个顶梁柱，家没家的样子。

郭刚堂决定，不再出去了。

2012年，他发起成立天涯寻亲网站，两年后，又组建聊城市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从过去只找自己的孩子变成找大家的孩子。

这些年，郭刚堂配合相关部门收集、整理、比对寻亲信息，把十几年在骑行路上收集的上万条失踪儿童信息建了个寻亲数据库，后来这个数据库的范围又扩大到被拐卖的妇女、老年痴呆、健忘症、精神病、流浪乞讨者、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

协会和全国志愿者团队、出租车、救助站都建立了合作。此前一位河南的老人走失近两个月，他的家人将信息数据上传至网站平台，两分钟后，就在一家救助站找到了这位老人。

“以前骑摩托车就像钓鱼，我只有一个鱼钩甩到水里，但现在好比一张网，网撒下去，能把整个水面罩住。”郭刚堂惊喜于新技术的力量，而过去他大海捞针般寻子的线索只有一个，孩子左脚上有一块小小的烫疤，那时的他总认为找不到孩子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

有一次他骑行到泰安，晚上回招待所的路上，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可能孩子就快回来了，“就像一层纸马上要被捅破，但总是差一点”。这一幕恰好被张富民的镜头记录了下来，张富民是聊城市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从2009年开始拍摄郭刚堂寻子的纪录片。

拍片子的那两年，张富民也总感觉“好像快了”，当时他最常跟郭刚堂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弟，就快找到了，不会太久”。今年7月，张富民来北京报道公安部发布会，出发之前他又把当年的纪录片找出来看了一遍。当看到郭刚堂坐在昏暗狭小的招待所房间里重复着那句“总是差一点”时，他落泪了。彼时的他们都没想到这个“差一点”竟是又一个12年。

而彭三源导演的到访，又一次点燃了郭刚堂的希望。2015年3月，以郭刚堂为原型的电影《失孤》上映。上映当天他去了影院，还没等扮演自己的刘德华开口，他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其他观众，他从座位离开坐到侧面通道的台阶上，不敢哭出声，他就咬着手指，把脸埋进膝盖。电影散场时灯光亮起，他发现手指肚被咬变形了。

《失孤》上映后，郭刚堂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最多的时候有16家媒体同时来聊城采访。郭刚堂全心配合着媒体的所有要求，他需要媒体的力量，他心想说不定郭振看到报道以后就自己回来了。

可是等啊等，还是没有郭振的消息。

“那些年我老在想，明明什么方法都试了，怎么还是找不到呢？”这种“失望—希望—又失望”的死循环是郭刚堂夫妻俩过去多年的常态。郭刚堂原本是个急脾气，却在这趟苦闷的旅程中被磨得没了棱角，“就像沙滩上的小石头”。他的恨意也在一点点消退，跟别人介绍自己时总要先强调“我不是一定要把孩子带走，只是想确定他在哪儿，是不是还好好的”。

这些年，哪里有热度，郭刚堂就往哪里跑。今年3月，他找到在网络上走红的“拉面哥”，去他家里一起直播，请他帮忙找郭振。但依旧没有收获。

心烦的时候，郭刚堂喜欢一个人在环城湖边坐着，最久的一次从早上5点坐到晚上9点，他不想把坏情绪带回家中。“在每个明天到来以前，我都会对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但这个明天一直没有来。”

团圆之后

好在郭刚堂终于等来了这个“明天”。今年7月，电影《失孤》的原型找到了被拐24年的儿子，一场隆重的认亲仪式在网络上刷屏。

人们感叹一个父亲漫长的寻子路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又遗憾于这个结局似乎没有达到“最圆满”的程度——郭振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郭刚堂也不打算追究养家责任。一时间，相关新闻的评论里随处可见对郭振的指责，甚至有网红跑到疑似郭振养父母家直播。

形势愈演愈烈之际，郭刚堂挡在孩子前面，发声支持郭振的选择，接着就“消失”了。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社交媒体也停止更新，为了躲避守在小区门口的记者和网红，他连篮球也不敢打了。他小心保护着郭振的一切私人信息，用沉默等待着热度的散去。

郭刚堂想不通，明明郭振才是第一受害者，怎么竟然还会有人对他横加指责？“过去这么多年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他又不是一个机器零件，直接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照样可以正常运作。”郭刚堂皱起眉头，挺直后背，用手指敲打着桌面，声音突然高了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郭刚堂的朋友申军良，一个同样丢了孩子的父亲，他比普通网友更能理解郭刚堂，“作为被拐孩子的父母，我们最怕的是孩子过得不好”。申军良是“梅姨案”中被拐孩子申聪的父亲，他曾独自离家寻找儿子15年，2020年3月，申军良和妻子从济南出发，驱车近两千公里到达广州，将申聪接回了家。

和申军良想象中的认亲现场不同，申聪看到他和妻子的那一刻，突然犹豫了，眼里噙着泪，小步子往后退着，双腿还在颤抖，一直嘟囔着“我要找哥哥，我要找姐姐”——警方将申聪从养家解救出来后，特意安排了两位最年轻的工作人员照顾他。

申军良心里难受，他在外面找了申聪15年，被抢劫、被恐吓，甚至一度想自杀，但儿子看到自己后竟然会如此陌生、无助和恐惧，“甚至不敢接近我们”。

也是在那一刻，这位父亲才意识到，找到孩子后，孩子和亲生父母所要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复杂，如果处置不当，很有可能形成二次伤害。申军良曾见过有的孩子找到后，把生父母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那些横亘在家庭中的裂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亲仪式就可以消除的”。

申聪回家后的一年里，申军良和妻子竭尽全力地想要弥补他，甚至有些时候忽视了两个小儿子。申军良是山东人，一家子都喜欢吃面食，但为了迁就申聪的“广东胃”，家里几乎顿顿都是米饭，吃了两个多月的米饭后，两个小儿子跟他说“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申聪每隔一两周就会和养家联系，每次看到那边打来电话或者视频，申军良就会从申聪的房间里出去，把门带上。申聪是养奶奶带大的，跟老人家有感情，有一次申聪跟他说要努力赚钱，以后每个月给养奶奶寄2000块钱生活费，申军良笑着回复“好，爸爸支持你”，但他的心里酸酸的，“毕竟他们是买家”。

孩子没找到时，申军良一家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家“一刀一刀地削”，但申聪真的回来了，夫妻俩又担心如果把养家告进去，孩子得多难受，最终他们放弃了起诉申聪养父母。申聪找到后，申军良为了孩子户口和上学转学籍的事情与养家联系过，当时他心中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恨，“只是吃醋，他们霸占了本来属于我们的，陪着儿子成长的童年时光”。

一年过去，申聪和家人越来越亲近，申军良还记得他刚回来时的小心翼翼，“像个不怎么走动的亲戚”。但申军良也发现，和儿子之间缺失的15年陪伴，是以后再多努力都难以弥补的。在面对申聪时，他就是无法做到像对老二老三那样“自然”，申聪如果犯了错，他总要思考很久该如何组织语言，才能不伤害申聪的自尊心，“但是我对老二老三就不会这样”。

2016年年底，申军良在广东增城挨家挨户发寻人启事，又一次无功而返后，他去聊城见了郭刚堂。在郭刚堂家附近的饭店，两个失意的父亲聊着到底还有哪些没想到的方法，那顿饭吃的是水饺，两个人说说停停，吃了快2个小时。

2020年3月，申聪找到的那天，郭刚堂给申军良打了电话祝贺他，那时的申军良终于回归了家庭，但郭刚堂还在路上。今年郭振找到了，郭刚堂也经历着申军良此前的“无奈和妥协”，“不是简单地说你找到了就是圆满，未必。只要孩子舒服，不管他选哪一方，我们认了”。

面对如今前来采访的媒体，郭刚堂要先约法三章：不能去家里、不能采访家人、不能问郭振的具体信息。有网友说他是“二次失孤”，他知道大家是心疼自己，但他更害怕舆论会让这份失而复得的亲情再次疏远，“这才是真正的生离死别”。他只是一个想保护孩子的父亲，“应该是让我们一家人自舔伤口，逐渐修复这份骨肉亲情”。

郭刚堂和妻子对如今的生活感到很满足，他觉得“老天待我不薄”，至少现在想郭振的时候就能跟他聊天、视频，郭振隔段时间也会回家里看看老人。就像妻子说的，“孩子找到了，以后就剩高兴的事儿了”。

找答案的人

郭刚堂的两个微信号里一共有9000多个好友，除了寻亲者，找牛的、找马的、找小三的、丢三轮车的、上吊自杀的，什么人都来找他。曾有一度郭刚堂觉得自己像个大垃圾场，但后来他发现这些人都是来“找答案的”，都是想有个人能听自己说说话、帮忙出出主意，“我这24年，又何尝不是为了找一个答案？”

曾经有个寻亲者对郭刚堂说，“我希望你找到，又不希望你找到”。他们都怕郭刚堂找到自己的孩子后，就不再帮大家伙寻亲了。但郭刚堂不忍心撇下这些难兄难弟不管，总觉得不太厚道。

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楚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10点多，他骑到贵州都匀红果镇，摩托车灯坏了，大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是一条盘旋公路，没有路灯，所以对面一来车，他就得停下等着。就这么走走停停，过了很久，他发现后面有两束光一直跟着自己，他快光也快，他慢光也慢，回头一看是辆小汽车。随后有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从车上下来，对他说，“我看到你的摩托车灯不亮了，我跟着你是想给你照亮”，听到这话，他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后来，这个小伙子一路把他护送到镇上，陪他去修车铺换了车灯，还请他吃了晚饭。

寻找郭振这一路，郭刚堂没少受难，“但每当我纠结、抱怨、不平衡，甚至想自杀的时候，这两束光一直暖到我”。他觉得那些在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有可能这辈子只能见这一面，而回报这些善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在背后为他人照亮的人。这也正是他一直在做的事。

最近几年，郭刚堂都在忙着开发一款AI寻亲软件，他曾跑遍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去拜访国内顶尖的互联网技术公司，希望通过平台融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寻亲群体。他也常在短视频平台做寻人直播，观看量能达到几十万，“如果我不发声，那谁还能做成这个事？换作是你，你是会停掉还是继续做？”

这些年他一门心思全扑在寻亲上，变成了大家的郭刚堂，而成为符号往往意味着“小家”的退让。前段时间，郭刚堂的母亲做了个手术，有天晚上他在给母亲洗脚时，才发现母亲的脚趾在多年前已经全部变形了，“惭愧得不知说些什么”。

妻子自虐式的节俭生活同样刺激着他。80多万元的外债压着，全家人的经济来源只有妻子帮别人带孩子不到3000元的月工资和杯水车薪的房租收入，而他非但没挣到钱，为了开发软件还自己搭了钱，“虽然起码的生存没问题，但我也想让我父母吃点好的，想让我孩子妈妈穿件好点的衣服”。

采访当天刚好是今年电商节首日，两位头部主播当晚直播总销售额近70亿，听到这个数字后郭刚堂一脸吃惊，反复念叨“到底卖什么能挣这么多钱”。之前有朋友建议他搞直播带货，把流量变现，但他一直迈不出这一步，“我觉得这就像我在用这件事儿（寻亲）去赚钱，心里总有点不舒服”。10月中旬，他去了一趟上海，想开个馒头店，但是调研后发现当地馒头卖得并不好。

郭刚堂正在慢慢地做减法，他希望能尽快回归生活，挣点钱让家里殷实起来。但现阶段寻亲工作依然占据着他大部分时间，在找到合适的技术公司之前，他还不能放手，“我才50岁，我赚钱过日子的事，还有大把时间，但这些寻亲家庭真的不能再等了。我等了24年，不能让他们等的时间比我还久”。

结局的圆满为过往的痛苦罩上一层滤镜。郭刚堂还留着当年骑行时的旧夹克和水壶，他想之后找个地方把之前骑坏的10辆摩托车都好好收集起来，“哪怕只剩个车架子也行，没事我就去擦一擦，坐上去回忆回忆呗”。

采访当天，郭刚堂碰巧在为聊城市交警队拍摄公益宣传片，他又一次骑上了摩托车。在这之前他已经很久没骑车了，但身体还记得技巧和要领，戴上头盔，发动引擎，前脚他还在熟悉这款新车的功能，后脚嗖地一下便消失在了车流之中，他说这就叫“人车合一”。

那天他走进一家摩托车行，跟老板打听新款车的价钱。他想等赚点钱以后，买辆摩托车，载着妻子去看看当年走过的地方。他记得在云南边境沿着国境线骑行的时候，天空离自己很近，胖乎乎的大云朵仿佛被踩在脚底，叫不出名的野生动物穿行在原始森林中，目之所及全是生命向上的力量。

郭刚堂沉浸在回忆中，车窗外，暮色降临，环城湖上雾气蔼蔼。

采访结束在周五的傍晚，碰巧赶上聊城的晚高峰，路边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堵起了长龙。郭刚堂拒绝了我们的晚饭邀约，他着急回家，妻子还在等他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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