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域经济大省，广东输给了江苏？

在大众认知中，“县弱镇强”，一直是广东显著的标签之一。

去年，位于镇域经济塔尖的“千亿镇”数量从2个增加至4个，一镇正展现出超过一市的潜力，而其中，广东就占据2席——佛山的狮山镇和北滘镇，狮山镇更以1313.49亿元的经济规模登顶，成为全国镇域经济版图上最耀眼的明珠，也令广东坐实“强镇大省”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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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久前由赛迪顾问和赛迪四川联合发布的“2023镇域经济500强”，展现出广东镇域经济的另一面：其根据2021年数据评选的2023年500强镇中，广东共有81席，不敌江苏137席、浙江86席；而范围进一步收窄至“百强镇”，广东的33席也低于江苏的37席。

为何广东镇域经济大树参天，灌木不足？一种解释如广东省政府原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所言，广东镇域经济分布极不均衡，全国百强镇全部在珠三角，粤东西北地区镇域经济较弱。但是，即便在珠三角地区，百强镇也集中在东莞、佛山两市，其余仅珠海3镇，广州、中山各1镇入围。

今年以来，广东推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佛山、东莞两市陆续拿出“千亿镇”的建设计划，有意让广东县域经济的“长板”加长。但问题的关键，似乎更在于其后尚未进入百强的大量位于“腰部”的建制镇。

头部“蓄势”

佛山、东莞两市，既是广东镇域经济的“长板”，也是广东“强镇”发展的“活历史”。

纵观广东33座全国百强镇的格局，共有29座来自这两座城市，其中东莞16座、佛山13座。而在全国城市中，两座城市的百强镇数目也仅次于苏州20座，分列2、3位。考虑到两市市域面积与苏州相差悬殊，百强镇密度明显更胜一筹。

更多来自佛、莞的镇域经济占据了经济体量的龙头位置。据赛迪顾问统计，在2021年GDP超过500亿的镇中，有7座来自广东，而江苏则为5座。其中，除狮山和北滘两镇外，东莞的长安镇、虎门镇分别突破800亿元、700亿元，均是“千亿镇”的有力“候补”。

外界看来，千亿镇往往是一个县、区乃至一市的经济重心所在。“千亿镇”的诞生和成长，既意味着一个城市增长极的形成，其所具备的“棘轮效应”，还将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

从各种意义上说，扩充千亿镇“军团”，都是广东的关键，也成为眼下佛山、东莞两市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就在今年，佛山提出将支持桂城、祖庙、大良、荷城冲刺千亿镇，东莞则力争2025年形成2个“千亿镇”、2027年增加至4个。

佛、莞两市准“千亿镇”的发展动能从何而来？

回顾历史，同样脱胎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时代，造就了两座城市以镇为基本单位的产业构架。此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分析东莞时就曾指出，东莞的镇域经济并非城市化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当地特殊行政管理体制下，市场和本地人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

自下而上的推动下，镇发挥出了作为城市最小经济单元的最大自主性和能动性。不同产业在不同的镇中自成一派、自我生长，逐渐发展成为每个镇赖以脱颖而出的基础。到现在，“一镇一品”仍是佛、莞镇域经济的基本特点。

2017年率先突破千亿的狮山镇，在紧邻广州的区位优势下发展形成汽车产业供应链，一汽-大众生产基地一家2020年就为当地纳税超40亿元；北滘镇则坐拥美的、碧桂园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空调、电饭煲、微波炉、电风扇、饮水机等生产基地，2021年家电业产值约3000亿元。

东莞更是“专业镇经济”的代名词。长安长于电子信息和机械五金模具制造，诞生了OPPO和VIVO两家知名品牌；虎门则以服装服饰业为特色，拥有各类服装服饰生产企业3100多家，注册品牌5万余个，年销售额超过830亿元。

腰部“断档”

佛、莞“双雄争霸”，无疑是广东“强镇”最坚实的基础。但除此之外，珠三角9市中似乎尚未形成成熟的“第三极”，以支撑广东镇域经济更强的发展后劲。

从百强镇数量上看，珠海共有3镇入围，在广东居于第三，而放在全国来看，该数量则处于江苏的无锡、常州、南通和浙江的温州之后。接下来，广东就仅剩广州、中山各有1镇入围。

若对比全省的镇域经济基础，这个数字更难言出彩。数字显示，截至2020年，广东共有建制镇1116个，而江苏、浙江则仅有712个、618个，更大数量的镇并没能孕育出更多的百强镇、五百强镇。具体到城市，深圳已无镇，但广州建制镇数量仍保持在34个，惠州更是高达48个，在培育强镇上还有更大的潜力。

为何同样是广东的经济强市，广州、惠州却没能成为镇域经济的“顶梁柱”？不妨先看广州。

事实上，广州历史上并不乏强镇基因，增城牛仔、狮岭皮具均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镇域特色产业。但随着城市发展，行政区划出现改镇设街、街道析出的变化，越秀、海珠、荔湾、天河四大中心城区已没有镇一级建制。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曾分析指出，随着中心城区向外扩展，不少镇都出现外来户籍人口和当地户籍人口严重倒挂现象。析出街道后，由区一级进行更大范围的统筹，而街道则加强公共管理和服务功能，才能解决当地发展的问题。

广州传统产业所面临的转型“阵痛”，也突出反映在作为产业载体的镇域当中。

位于增城的新塘镇就是一例。增城曾是广东面积最大的中心镇，与天河、海珠、荔湾、越秀4个区的面积总和相差无几，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别具特色的牛仔产业孕育而生。“世界牛仔看中国，中国牛仔看新塘”的美誉下，新塘在鼎盛时期日均向全球销售牛仔服装达250万件。

2012年，新塘“一分为三”，分离出新塘镇、仙村镇、永宁街道三个行政区，发展“阵地”大大收缩；牛仔产业更是因粗放型、高污染的生产模式而屡屡亮起红灯，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连续下降，直到2021年才扭转局面。

几年前，广州农业农村局的傅跃华和莫应安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一镇一业”曾是广州镇域经济发展的生动写照，然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产业集聚程度低、自主品牌缺乏、区域产业雷同、产业园区违法建设、产业低端、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问题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已成为制约镇域经济发展的难题。

如何破题

眼下，广东有意推动镇域经济加速发展。

根据“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规划，“打造一批经济强镇”被明确纳入2027年发展目标当中。其中，既包含“突出发展一批区位优势较好、经济实力较强、未来潜力较大的中心镇”，又不忘“基本补齐突出短板弱项、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一般认为，镇一级有着“连城带村”的地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广东意识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在镇。在超过一千座建制镇的可观规模下，镇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将决定广东全省经济发展的大盘企稳向好。

镇域经济的优势在于足够灵活，特定产业能借力市场之手迅速发展壮大，这一点在莞、佛两市已得到验证。此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丁力在分析佛山、东莞的发展模式时也指出，两市实际经济发展的重心仍在镇里面，相比街道这一行政单位，镇有着更强的自主性，尤其是在财权和税权方面。

但也有观点认为，适用于传统产业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无法全盘照搬到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对于先发者东莞、佛山来说，随着镇区资源越来越少，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压力渐增；而各镇为组团的分散布局、各自为政，也让一些镇域产业面临低水平同质化发展的问题。

作为广东第一镇，今年4月，狮山派调研团赴江苏省玉山镇取经产业发展之道，当地媒体直言，结构性矛盾和内生困境已经成为狮山持续跑赢“后千亿时代”的必破之题。其中，产业发展上最突出的短板就是体量大而不强、产业结构不平衡、科技成果转化不足等。

比起“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艰难，越来越多人提出，镇域经济到了打破空间限制、结束单打独斗的时刻。

比如陈鸿宇曾分析东莞指出，市场、交通、信息是区域经济的三重网络，目前东莞无法每个镇都单独形成一套网络体系，因此要以网络化思维重构“镇域经济”，该统的统，该分的分，以经济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思维统筹片区发展，同时也保持一部分中心镇、专业镇、特色镇的发展格局。

东莞已迈出统筹发展的步伐。根据今年初公示的《东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草案)，东莞将形成“一主两副六片区”的城镇体系，现有建制镇被划进六个片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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