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求才有市场，这是乱象丛生的关键。而且这种需求往往是刚需，与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密切相关。”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杨思洛在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湖北荆门警方办理的这起假期刊案件时，指出了背后的问题。

杨思洛举例说，职称评审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可操作性和“公平公正”，一些评审委员会便把论文当成重要指标，甚至出现了“唯论文”的标准，一些工程项目结项，也需要提交论文，“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便于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近年来，有关部门已着手整治此类乱象，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杨思洛看来，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不断细化，完善可操作性，“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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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评价体系下，学术期刊数量无法满足发文需求。以教育领域为例，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第七版)》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教育学类的专业中文学术期刊336种，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育综合4个板块，年发稿量约为16万篇，与数以千万计的专任教师和学生相比，发稿量很少。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编审胡小洋在期刊行业工作近20年了，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行业的从业人员都需要通过论文来展示自己的业绩水平和学术造诣。

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基础教育领域的中小学老师的主要工作是上好每一堂课，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对老师能力的最好评价，论文和教研水平并没有多大关系。工程领域技术人员的工作场所在工地上，他们把图纸变为现实，解决施工中的一些技术难题，这就是他们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他们撰写的课程教案、教研总结、工程实施报告、技术改进工法、行业技术标准、政策建议，不仅具有极强的实践参考性，也能很好体现他们的创新水平。

但是，这些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案、报告、工法等，投稿给期刊，“估计第一轮就会被毙掉”。

杨思洛近几年和许多期刊编辑进行了深入交流，发现了一个趋势。有些期刊前些年还刊发一些应用性较强的文章，比如实践报告、案例分析等，但数量逐年减少。“一些编辑说，现在主流期刊评价体系，以及职称评审很看重理论性文章。考虑到期刊的发展，他们也只能迎合这种趋势，更多征集、刊发理论性强的文章。”

如此一来，本就不擅长写理论性论文的工程、医疗等一线从业人员，只能寻求中介代写代发。这便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收取高额版面费，或者用假期刊蒙骗受害人。

在荆门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中，数以万计的论文发在了假期刊上，某知名期刊网还收录了这些文章。杨思洛认为，这种不法行为严重破坏了学术诚信和声誉，扰乱了科学研究秩序，还影响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公正性，甚至对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体系造成负面影响。

杨思洛呼吁，整治这种乱象需要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方面，加快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和相关制度，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来评价人才，维护学术公正，倡导分类评价、同类比较，降低工程实践等领域在职称评审、项目结项时对论文的要求，引导大家“用代表作说话”。

另一方面，满足一线从业人员发论文需要，引导业界重视实践性较强的文章。前不久，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理工大学数字出版智能服务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应用型期刊评价研究报告(2023版)》，对我国1365种应用型期刊进行了评价，覆盖了17个行业大类和两个综合大类，系统遴选出61种应用型权威期刊、276种应用型核心期刊、497种应用型核心(扩展)期刊和531种应用型入库期刊。这是国内首次对应用型期刊进行专门评价。

杨思洛介绍说，应用型期刊以应用实践为定位，关注和刊载的文章以反映技术开发、工程应用、职业发展、行业实践或社会实践问题等内容为主，是与理论型期刊相对的概念。应用型期刊主要面向职业技术专业人才，多数由高职院校、各行业的学会和研究会主办，目前，国内期刊评价体系主要利用传统引文类文献计量指标，多侧重于理论型学术期刊，通常将应用型期刊视为期刊中的“长尾”或次要部分，其价值和贡献被严重低估。

杨思洛说，希望通过评价让每一本应用型期刊都有目标定位、发展方向和服务价值，探索解决当前职业技术专业人才评价、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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