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对菲律宾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一无所知。”

“如果我当选了总统，我会命令警察找出贩毒和吸毒的人，将他们杀掉。”

从杜特尔特撂下这句话到当选总统后说到做到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年有余。

对于这场禁毒战争的“杀无赦”色彩，有人为之叫好：“我觉得这对菲律宾来说是好事，毒品会毁了这个国家，所以总统正在不遗余力地消灭它。”有人斥其冷血：“如果不自首，他们会杀了你，自首了，也会杀了你，警察没有一点良心。”

面对国际社会愈演愈烈的批判声，杜特尔特的立场始终岿然不动，究竟是他不懂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不懂菲律宾?

新一轮人权争议

7月1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明年6月提交一份有关菲律宾人权问题的全面报告，包括菲律宾政府被指在“禁毒行动”期间实施的法外处决行为。

这项由冰岛等近30个国家提交的决议草案对菲律宾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表达了关切，包括“杀戮、强迫失踪、任意逮捕和迫害人权捍卫者、记者、律师和政治反对派成员等”，呼吁菲律宾政府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和专家合作。

菲律宾外长洛钦对该决议的有效性表示质疑，认为决议并未得到普遍通过，不代表理事会的意愿，更不代表总是成为这类决议的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的意愿。

在11日的投票中，有18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包括秘鲁和乌拉圭，14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包括菲律宾和中国，15个国家弃权，包括日本、巴基斯坦和巴西。

洛钦说，西方国家自以为世界忘记了他们曾做过什么，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会反抗，这样的行为必将伴随着后果，菲律宾拒绝接受这一“壁垒分明、脱离事实”的决议，因其口吻“与《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皇后一样”，是“先判定，后证明”。

杜特尔特则在12日表态称，将考虑允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调查。“待他们说明意图后，我会予以考虑，”杜特尔特说，“如果要继续这出阴谋，他们最好去找媒体，媒体会告诉他们真相。”

去年，国际刑事法院也曾表示，将对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行为展开初步调查，杜特尔特随即表示要“退群”，现菲律宾已正式退出该组织。此次面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杜特尔特给出了开放的表态，但也不忘呛声决议草案发起国。

“知道冰岛的问题在哪儿吗?冰太多了，昼夜难分。”菲律宾ABS-CBN电视台12日援引杜特尔特的话说，“你们不懂犯罪，警察无所事事，只能和冰打打交道。你们对菲律宾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一无所知。”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萨尔瓦多·帕内洛15日说，总统已在认真考虑结束与冰岛的外交关系。

铁腕禁毒为何来

毒品犯罪在菲律宾泛滥多年，是影响该国社会秩序的一大毒瘤。据菲律宾缉毒署(PDEA)2015年2月公布的数据，该国有五分之一乡镇受毒品犯罪困扰;在“重灾区”首都马尼拉，92%以上区域存在毒品犯罪问题，涉及毒品主要是冰毒与大麻。

联合国《2012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曾将菲律宾列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冰毒人均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松散的执法系统使该国成为了亚洲毒品的一大集散中心，马尼拉也因此成了毒品交易的重灾区。

作为一个天主教人口为主的国家，菲律宾社会的反毒历史让杜特尔特的禁毒运动为不少国民认同。在他上台前，有关禁毒的张贴画在该国的很多城镇已随处可见。

1970年代，一些主教把吸毒者称作“心理和身体上的残疾”，是“最糟糕的破坏者”，“应予以最高惩罚”。1988年，菲律宾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这样写道：“人们都知道瘾君子就算不是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也会一事无成，有时候他们会变成活死人。”

为顺应民众的缉毒呼声，杜特尔特在竞选时便承诺要解决毒品问题，并在2016年6月上任后展开了极其严厉的“禁毒行动”。在其“负隅顽抗的涉毒人员可被直接击毙”的言论发表后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就已有数百名贩毒嫌疑人和吸毒者被法外处决，数万人为保住性命向政府自首，其中包括多位市长与警方官员。

杜特尔特曾在菲律宾南部重镇达沃市掌权多年，在其铁腕打击犯罪的高压手段下，该市的毒品犯罪率下降了75%，行凶抢劫以及扒窃事件也很少发生，硬汉形象备受基层民众推崇。

在竞选时，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别跟我提人权，如果我当选了总统，一定做得跟现在一样。毒贩、抢劫犯，还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最好都老实点，不然我会要了你们的命。”

2016年7月，成为总统的杜特尔特在首次国情咨文演说中指出，按照缉毒署的数据，该国“两年前有300万吸毒者，而现在(2016年)大概有370万”。不过，该数字与同为政府下属的危险药物委员会(DDB)的调查结果相左，受到质疑。

DDB对2015年的“现有吸毒者”(给定期间吸毒超过一次)统计为180万人，2012年为130万，2008年为170万，均远低于2004年的670万。此外，在2015年的调查中，“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吸毒史”的人为480万，也低于2008年另一项估算中的710万。

无论不同机构间的统计差异是出自吸毒人数的趋势性变化，还是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杜特尔特上台后的“零容忍”搜捕行动看上去确实取得了成效。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PNP)公布的犯罪数据，与上一年度相比，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的犯罪案件数量减少了9.8%，盗窃、抢劫现象大有改观。

然而在犯罪率整体下降的背后，是凶杀案的频发，增幅高达22.75%。时任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罗纳德·德拉·罗沙(Ronald dela Rosa)给出的解释是，以前凶杀案的受害者基本是无辜的人，如今多是涉毒人员，“这其中有很大的不同”。

“该死”与误杀

“有人说总统是在杀害无辜，我觉得不是，他是在保护警察。”在界面新闻记者走访菲律宾东南部时，一位三宝颜市的市民这样对记者说，“你能怎么办?如果毒贩要杀你，你就得保护你自己，警察也应该保护自己，不是吗?”

在霍洛市，一位还在上学的女生对记者说，毒品在菲律宾愈发泛滥，很多人与之有染，其中不乏未成年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过程很血腥，似乎只要卷入了这场战争就会性命不保，但警察不过是在做他们的本职工作。”

在界面新闻记者走访时，愿意接受采访的市民占七成，基本都对铁腕禁毒表示支持，但也有三成市民对此讳莫如深，或许是不想“惹麻烦”。毕竟，死于枪口下的也并不全是“该死”的吸毒者和毒贩。

2016年8月，一名5岁女童在家人开办的商店中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打死，而枪手的目标原本可能是女孩的爷爷，后者正在试图洗脱涉毒罪名，曾三次遭到枪击并受伤。2016年12月，又有一名6岁男童由于类似的原因在睡梦中被杀。

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上述决议的两天前，这场扫毒战还出现了目前已知的最年幼的受害者：一名3岁的女童。

面对国内外的批评声，杜特尔特的态度一直很强硬，坚持认为扫毒行动正当。201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菲律宾人支持禁毒，但他们认为一些毒贩和吸毒者罪不至死。不过，也有不少人把“法外处决”视作避免毒瘾和毒品犯罪威胁而不得已为之的必要手段。

联合国曾在2016年数次指责杜特尔特默许法外处决涉毒分子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敦促其尽快停止这一侵犯人权和自由的行动，杜特尔特则在当年8月回敬说，“联合国根本不起作用，如果它真的在坚持履行自己的原则，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战争和伤害。”

次月，杜特尔特的“老对手”、女参议员莱拉·德利马(Leila de Lima)被免去司法与人权委员会主席一职，她任主席期间曾负责调查政府在禁毒行动中法外处决毒贩一案。她被免职后，杜特尔特再次强调了禁毒的决心：“我根本不在乎，不管参议院有多少场听证会，我都会继续禁毒，直至把所有的毒枭杀光。”

根据警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6月底，这场空前的扫毒战已杀死了5526名涉毒嫌犯，但“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年的报告中指出，“正在调查的相关杀人案件”所涉及的死者实则已达2万余人。

国家地理节目《探索者》的记者瑞恩·达菲(Ryan Duffy)曾在2017年初探访马尼拉，他了解到，这场扫毒战的“处决实施者”除了警察，还有一些警察雇佣的“杀手”，平民、罪犯和毒贩也混杂其中，有时候很难界定受害者的死因是否真与涉毒有关。

2016年10月，菲律宾国家警察被曝出曾绑架杀害一名据称参与了毒品活动的韩国商人，不仅杀人手段残忍，还从其家属处骗取了10万美元赎金，后经政府查明为诬告。

此后，当地警方又多次卷入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争议性死亡事件。杜特尔特曾在2017年10月下令国家警方将一切扫毒行动的实施交给缉毒署，以在扫毒行动中建立秩序，并由此明确责任。不过就在两个月后，杜特尔特又以一纸备忘录恢复了警方参与缉毒的资格。

杜特尔特曾表示，持续吸毒会导致脑萎缩，让吸毒者“在这个星球上不再能像人类一样”。一些社会学者担心，由于杜特尔特认为“吸毒者无可救药，康复并不是一个选项”，这会把“300万吸毒者”都推到其余1亿菲律宾人的对立面，“面临最重的刑罚”。

菲卫生部下属的一家戒毒康复中心的医生曾告诉《探索者》，在扫毒战开始前，该中心原能容纳550人，但仅在六个月后，其收容人数就已激增至1200人。

截至2018年9月，菲律宾的持照戒毒所共有53家，其中15家由卫生部直接管理，到2019年第四季度，卫生部还会新建11家戒毒中心，预计可再收戒6000人，但与上百万的自首人员相比，这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毒品的“解药”

一些社会学者认为，对贩毒与吸毒者重拳出击，在短时间内的确卓有成效，也为民众多年来对国家薄弱法治的焦虑提供了一个释放的出口，但这种高压手段没有解决毒品犯罪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

他们认为，让人们远离毒品、根治症结的最好办法，其实是国家为社会创造出更多教育和经济机会，若没有任何系统性或结构上的改革，毒品问题仍会一直存在。

不过，从经济运行指标的表现来看，杜特尔特政府在禁毒和国家发展之间，并没有顾此失彼。

菲律宾在东盟10国中为第五大经济体，2018年GDP总量3309亿美元，人均GDP排名第六，为3022美元。杜特尔特在任的三年间，菲律宾先后实现了6.9%、6.7%、6.2%的GDP增速，亚洲开发银行预计，未来两年，该国还将维持6.4%的GDP增速。

菲律宾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根据2017年的数据，在其1.04亿人口中，超过一半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年龄中位数仅为23.5岁。

为创造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杜特尔特政府在2017年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大建特建(Build， Build， Build)”计划，预计到2022年(即杜特尔特任满时)将在机场、公共交通、铁路、公路等领域投入8-9万亿菲律宾比索(约1560亿-1760亿美元)，菲公共工程及道路建设部称，截至今年5月，该计划已创造了近420万工作岗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民众的就业热情似乎并没有显著高涨。

根据菲律宾统计局去年年底发布的就业数据，2018年，该国15岁以上人口(7130万人)的劳动参与率仅为60.9%，低于越南(76.6%)、印尼(69.2%)等东盟国家，这或许与杜特尔特推行免费大学教育有关，但该国去年的失业率与就业不足率仍达5.3%与16.4%，较2017年并无明显改善。

有人担心，“对毒品的战争实则是对穷人的战争”。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科学助理教授吉恩·皮拉皮尔(Gene Lacza Pilapil)曾在2016年8月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形容，杜特尔特是在利用穷人作为一次性政治资本，以实现一个不可能的竞选承诺——在六个月内消灭毒品。

在扫毒行动开始前，贩毒曾是部分菲律宾人贴补家用的一种手段，吸毒则是一些人暂时从贫困中抽离的一种逃避方式。

《南华早报》曾于2016年在马尼拉采访过一位19岁的三轮车夫雷(Rey)，从中午开始拉活忙到晚上，雷能赚300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40元)，但他平时也会“豪掷”500比索(约合人民币67元)买些冰毒寻求慰藉，偶尔还会帮其他吸毒者“带货”。

危险药物委员会曾对马尼拉的冰毒使用者做过分析，结果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生活困顿、长时间工作的年轻男性，尤其是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马尼拉是全球最拥堵的城市之一)。对于那些挣扎着讨生活的菲律宾年轻人来说，毒品不仅代表一时的解脱，也是一种实用的选择：吃不饱穿不暖，但为了吸毒，必须得挣钱。

在棉兰老国立大学苏禄分校教授汉尼巴尔·巴拉(Hannbal Bara)看来，要想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首要的正是改变民众的思维，从高度的物质主义转变为国家主义(nationalism)。

“由于国家主义意识淡薄，很多年轻人会去犯罪、做坏事，他们缺乏道德指向，不懂得该如何承受生活的挑战，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好像正在崩溃，”巴拉教授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政府有为贫困人口发放补贴，但还是有很多人参与贩毒，这是因为贩毒集团里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所谓的毒枭政治(narco politics)已经渗入这个国家。”

而杜特尔特瞄准的，也正是毒枭政治的“七寸”，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贩毒分子，还是政府内部的涉毒高层，都将因为无差别的死亡威胁而失去逍遥法外的机会。在22日发表任内第四次国情咨文时，杜特尔特也再次呼吁议会恢复死刑，以打击贩毒等恶性犯罪，并承诺将不遗余力地把清除腐败运动推行下去，“相信我，我会一直战斗，直至任期结束。”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杜特尔特政府是在借此机会“清除异己”，但民众作为这场毒品战争的见证者，已被完全动员起来。巴拉教授说，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可以战胜物质主义，人们的生活将变得更简单，也会更愿意为国家利益牺牲自我。“在菲律宾这样的多元化社会，国家主义可以激励民众参与国家建设，指导人们为国家政治独立与社会稳定做出努力。国家主义意识薄弱的国家难逃衰亡。”

如今，菲律宾的基层治理也在积极支持国家行动，协助警方禁毒。在三宝颜市的一个“描笼涯”(Barangay，该国最低一级行政区，相当于“村”)，村委会主席阿兰·贝纳雷斯(Allan P。 Bernales)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我们支持国家在减少毒品滥用方面取得的进展。”村委会秘书长杰佛逊·恩诺皮亚(Jefferson Enopia)则表示，“我们教育人们远离毒品。我们有防范毒品滥用的委员会，配合国家警察的禁毒执法。”

2018年7月的一项民调显示，有69%的菲律宾选民认为这场毒品战争是杜特尔特任期内的“最大成就”。在本月菲律宾社会气象站与Pulse Asia发布的两项民调中，分别有80%与85%的菲律宾成年人对杜特尔特的执政工作表示满意，其中最贫穷人口的满意度最高。

对于这场三年来争议不断的毒品战争，巴拉教授认为它来得“正是时候”。

“很多贩毒集团基本都被捣毁了，民众对于贩毒危害的认识也提高了。杜特尔特的方法和政策就是最贴切的，一切正在取得进展，”他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菲律宾不相干。”

关键词： 杜特尔特，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