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北欧国家瑞典的“群体免疫”屡遭诟病，这一策略不仅未能控制疫情，还严重拖累了经济。现在看来，问题远远不止这些。

9月下旬，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承认，“我们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旁观者》周刊澳大利亚版(Spectator Australia)指出，勒文所指的“问题”并非是新冠疫情，而是瑞典一整个夏季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旁观者》周刊还指出，虽然勒文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但他似乎却依旧在否认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有些犹豫不决。

《旁观者》周刊澳大利亚版报道截图：瑞典的犯罪问题已经失控，变得不容忽视

“低犯罪率”曾是瑞典标签，如今的社会却满目疮痍

《旁观者》周刊形容，如此大规模的犯罪问题，让已被新冠疫情拖垮的瑞典人都“不敢相信”，要知道，瑞典此前一直都以“低犯罪率”而闻名世界。

过去的这个夏季，在瑞典国内，爆炸、手榴弹袭击和枪击等事件频发，帮派乱斗和谋杀的比率近乎于德国的十倍，民众已越发觉得自己的政府无法控制犯罪问题。

今年8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近郊，发生了一起帮派枪战事件，流弹射中了附近正在遛狗的一名年仅12岁的小女孩，最终致其身亡。

去世女孩的朋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们的社区，枪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孩子几乎每晚都能在卧室里听到窗外的枪声。也许年长一些的瑞典人会对此感到震惊，但这一地区的孩子们确实已经习惯了周围的“暴力”。

9月早些时候，瑞典国家警察局副局长马特·勒温(Mats Löfving)表示，瑞典国内至少存有40个以家庭为基础的犯罪网络或宗族体系，有些移民来瑞典“仅仅是为了组织和系统化地犯罪”。根据他的说法，这些人通过贩毒和敲诈勒索来赚钱，“有着很强的暴力倾向”。

警方人士所透露出的这一消息轰动性十足，因为瑞典首相勒文此前一直都将这些犯罪事件视为是“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问题”。他在回应国家警察局副局长的发言时，坚持了这一观点：“我不想把犯罪与种族问题联系起来。”

《旁观者》周刊指出，这句话如同瑞典政府的一句口头禅，其实是在暗示，即便只是询问犯罪事件与移民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也是一种“仇外”的表现。

瑞典首相立场有所改变，但有些话说得“遮遮掩掩”

报道文章还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所谓人们的肤色，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输入型犯罪的问题：一些来自非瑞典文化圈的家庭不仅待在自己的圈子中，他们甚至还“捕食掠夺”所有种族的瑞典人。这些人建立了和政府“并行”的体系，挑战瑞典政府。对于这些问题，一些政客根本无法自己意识到。

以今年8月为例，瑞典国内“敌对犯罪”(rival criminals)的冲突愈发升级，犯罪团伙甚至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比如，蒙面的武装人员设置路障，控制进入哥德堡某些街区的车辆。由于当地帮派命令居民待在家中不得出门，街道上甚至空无一人。

哥德堡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上一次目睹一处检查站由犯罪的民兵控制，那还是在阿富汗看到的。”与此同时，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哥德堡一些地区的“医生入户家访”也已暂停，老年人和残疾人护理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无法正常工作。

虽然此前一直不想将国内的犯罪活动和种族及移民问题相联系，但据英国媒体“TV6 News”报道，瑞典首相勒文在9月9日的一次采访中，还是不得不正视这一方面的问题。

当天，勒文在瑞典SVT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称，如果国内新移民的融合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瑞典的社会矛盾将会加剧。“现在情况很不好，这一问题正在我们身上发生。”

不过，勒文同时也在SVT电视台再度强调，犯罪问题不应该与任何特定的种族背景、肤色或宗教联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TV6 News”认为，在犯罪问题和移民问题之间的关系上，勒文似乎正在改变自己原有的一些立场。因为此前，他和他所属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都坚决认为，困扰全国的帮派犯罪不应该与移民问题相联系。

移民犯罪率太难看，瑞典政府动歪脑筋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旁观者》周刊指出，瑞典政府长期以来的做法就是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多年来，从政府的立场，到大部分媒体的说法，都称“犯罪率上升”是一种虚假概念或虚假新闻。为此，瑞典政府还设立了“公关预算”，雇佣人员撰写“事实核查”的贴文，以否认国际社会对该国一些事件的报道，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去年12月，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瑞典林雪平大学(Linköping University)发布了题为《可以信任Brå吗?对政府研究中偏见的调研》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该国政府为维护低犯罪率的形象，居然施压统计机构进行数据造假，“隐瞒、篡改与故意省略”难看的犯罪数据。

调查报告封面

Brå是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的缩写，隶属司法部。其主要工作是收集犯罪与犯罪预防数据、编制官方犯罪统计数据、评估改革、支持基层犯罪预防工作。

知情人士还透露，由于数据涉及种族及移民等“政治敏感”话题，瑞典司法部施压政府雇员以“统计方式缺陷”名义篡改数据，且应避开大选发布。

根据Brå委员会的原始数据，瑞典暴力犯罪案件自2014年开始上升，尤其是在移民和贫困社区。2015年起，性侵、袭击与抢劫案数量快速上升。当年，来自中东的“难民潮”席卷欧洲，人口约947万的瑞典则陆续接纳16万移民，人均分摊总数居欧洲各国之首。

2017年，瑞典通报的强奸案数量增加10%，达每10万人73起，在过去10年基础上增长了24%。

由于瑞典国内治安环境恶化，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网站曾于去年12月20日发布消息称，中国公民在瑞典遭受财物被盗、被抢等案件多发，破案率较低。中国驻瑞典使领馆提醒在瑞典中国公民慎重选择旅游地点和居住地区，加强安全防范。

瑞典每10万人中报案数历年变化数据来源：Brå委员会

然而，就在几周前，瑞典首相勒文甚至还曾以斯德哥尔摩一名上流社会年轻人遭帮派谋杀一事举例，认为是富裕家庭的孩子消费和使用毒品，从而导致了贫困地区的这些枪击事件。

《旁观者》周刊认为，尽管瑞典政府将富家子弟当作是“替罪羊”，但迄今为止，政府一直对犯罪性质的渐渐变化保持着沉默，其中一些犯罪行为甚至非常怪异，让人难以理解。该周刊还发问，难道瑞典一小部分年轻人滥用毒品，真的就是该国的帮派谋杀率比别国多出十倍的原因?

真实的情况是，一些犯罪行为的性质正在改变，甚至在瑞典出现了新的名词——“羞辱性犯罪”(humiliation robberies)。许多移民青年不仅进行抢劫，甚至还对他人发出恐吓和做出有辱人格的行为，而受害者往往是儿童和年轻人。

《旁观者》周刊最后表示，由于孩子们正面临着安全威胁，许多瑞典家长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并不生活在他们原本认为的“低犯罪率国家”。虽然政府仍在回避和否认，但家长们认为，诚实地讨论犯罪问题的时候早就到了。

关键词： 瑞典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