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浓厚历史意识的民族， “盛世修史” 是历代王朝的传统，参与史书的编修是读书人的梦想，而民众对历史故事的传播、讲述也有极大的兴趣，由于各阶层的普遍参与，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不仅形式多样，成果也极为丰富。

总的来看，对历史的书写主要在三个层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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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掌握着话语权的统治者层面，所谓的“史官文化”或“官史”传统是其代表；

二是一般读书人，他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对史料的部分把握，往往参与“野史”的书写；

三是大众层面，他们接受了史官和文人两个层面沉积下来的历史知识，同时又有自己的言说。

不同文化层面的人关注的问题不同，对历史的认识和阐释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就呈现出三种不同模式的历史书写，这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史官叙事、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今天我们重点讲下史官叙事。

中国最早的史官出现于何时？

对此，史学界一直有较大争议。比较传统的观点是：在黄帝时代就设置了史官。 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 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

此外，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到了 “黄帝之史仓颉” ，《晋书卫恒传》中也有沮诵、仓颉 “始作书契，以代结绳” 之说。这些都是后人根据当时的史官职掌所作的推测，并不一定确有其事。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史官文化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演变过程。 远古之时，“史”与“巫”并举，都具有“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职能。 殷商时期“巫史文化”仍占据统治地位，史官虽已出现，但还没与巫完全脱离，他们“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仍不具备后世“史记事也” 的功能。

商朝灭亡后史官文化逐渐取代 “巫史文化” ，史官的职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据 《周官》《礼记》等书所记，周代所置史官名称很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其中“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曲礼》曰： ‘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总的来看，这些史官比较偏重藏书、作书以及朝廷礼仪方面的事务，并不以著史为专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汉代。

汉武帝时曾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此职，司马谈去世后其子司马迁继任，但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司马彪在《后汉书·百官志》注中对其职能作了这样的解释：“掌天时、星历。 凡岁将终，奏新年历。 凡国有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汉代的太史令与周代的史官在职掌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到了东汉明帝时代，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以撰述《世祖本纪》，史官以修史为主的职能被强化。此后，魏晋南北朝历朝都设有修史机构，或隶属于中书省，或隶属于秘书省。

北齐正式有了“史馆”之名，隶属秘书省下属的著作省，但仍不是独立的修史机构。隋统一后也设了“史馆”，置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史官，隶属秘书省。 到了唐代，史官制度趋于规范化。

贞观三年，唐太宗决定将史馆直属门下省，修史一事统一由宰相任监修，又别调其他官员兼任修撰、司直，号曰史官，他们在宰相的直接领导下撰修 “起居注” “时政记” “日历” “实录” “国史” “会要”以及前朝“正史”等。

此后史馆成为历朝的主要修史机构，经宋、元、明、清，历1200余年而不断，而古代史籍中浩如烟海的“正史”也主要出自这些史官之手。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在西周末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就分别出现了国史，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正式史书。《孟子·离娄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这些国史的出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的诞生。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国史出于史官之手，也在官府的掌握之中。

春秋末年，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也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他以鲁国国史为基础，参照周王朝和列国国史，撰成《春秋》，于是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到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很大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史书如《左传》《国语》 《战国策》 《竹书纪年》等都出于私人撰述。

汉代，随着《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纪传体史书普遍受到欢迎，而且被后来的史家当作“正史”争相仿效。

唐初，设史馆于禁中，修史成为国家组织下的重要活动，以史官为主的史书编撰也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历史书写模式。从史学的发展来看，古代史官的职责包括两大方面，即史实的记录和史书的编撰。

关于古代史籍的分类，史家一直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分为13类，《四库全书总目》分为15类，就编撰形式而言，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最为重要的三种类型。

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其优点是史事和时间紧密结合，勾勒出了清晰的时间线索，使读者容易明了事件发生、发展的线索及因果关系。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其长处在于“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纪传体体例精严，“纪”“传” “表” “书” “志” 等相互配合，兼有编年、写人、记事之长，历来被视为“正史”。

几类史书各有所长，它们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其次，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与私家撰述相比，史官的历史撰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丰富的藏书和相对完备的官方记录为史官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

同时也使史官有了恢宏的历史视野，这样一来，史官可以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来认识历史、阐释历史，对历史的描述往往会比较全面、客观。 而史馆的设立又可以使大量的一流学者汇集在一起，他们的参与及合作使历史撰述更加系统和完善。

最后，鲜明的正统色彩，史官修史大多是官府主持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史官必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按照统治者认可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

因此，在历史书写方面往往有不少禁忌，成王败寇、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成了一种潜规则，即使像《史记》这样以“实录”见称的史书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神化、美化刘邦的不实之笔。

此外，官修史书主要记载的是某一个皇朝的历史，而从唐代开始，基本上都是由新朝为前朝修史，出于“以古鉴今”的目的史官会坚持实录的原则，但史官毕竟是站在本朝的立场上来记述、阐释前朝历史的，因此在史料的取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自然会带上“当代”意识，这就会使所写的历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以三国历史为例，历代史官在究竟以谁为正统这个问题上就一直存在分歧：西晋陈寿的 《三国志》“帝魏寇蜀”，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变为“尊汉抑魏”；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则以刘蜀为正统。

之所以如此变化不定，都与特定的时代有密切联系，这也是史官文化政治性特点的一种突出表现。

关键词： 纪事本末 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