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宁、黄易青（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资料图)

启功先生（1912-2005）的书法闻名于世，而他的语言学研究则鲜为人知。启功先生的语言学著作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和《古代字体论稿》等，融多门学术，立一家之言。他的语言学，是在渊源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化还滋养了他另外两方面的成就：字画碑帖等文物的考据和鉴定，以及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研究。从根基上看，是书画艺术、文物考据、文献学方面的涵养，造就了他极具特色的、中国化的语言文字学。

在汉语方面，启功先生根据汉语单音节词意义、用法灵活的特点，以“万花筒”镜片组织和碎纸渣的拆装道理，比喻组词成句的灵活性，用“意义控制说”解释语序；根据中华民族宏观思维的特点，用“开合”或“起、承、转、合”解释句子、句群的结构；根据人呼吸的生理特点提出“自然音律说”，对汉语中的对仗、节奏、复重等现象所作的解释精辟又独到；用“平仄竿”解释律诗的声律，自然而易懂。在汉字方面，启功先生突破中国几千年的识读汉字学，创建了书写的汉字学，从体、法、理、趣四个方面总结出汉字书写的规则……启功先生语言学的特色是一切从汉语现象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上俯视和解释汉语现象。

启功（1912—2005）

壹：“小竹圈”套得了“大熊猫”吗

《马氏文通》把“葛郎玛”（语法）引入汉语语法研究，这确乎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接着也就来了。首先，汉语的首要特点是单音节词，从而有对偶、平仄、骈文、格律诗，这些没有成为“葛郞玛”的研究对象。其次，中华民族有整体、综合、感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汉语句子常有主、谓、宾成分不足的现象，这在诗歌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再次，英语有形态，词的分类与语法作用对应，汉语词没有形态，“用法太活，性质太滑，以英语套汉语，每有顾此失彼的情况”，于是用“兼类”“名物化”等来解释，“这绝非葛郎玛不好，而是套的方法可议。……小孩游戏，有套圈一项。如用小竹圈套小老鼠，自然没问题，如套大熊猫，就非换大圈不可了，何况汉语研究，又非套圈游戏可比呢！”

启功先生认为，“假如从汉语的现实出发，首先承认英语自有规律，然后以英为鉴，鉴其某些适用于汉的精神、方法、乃至局部零件，岂不很好！”

启功先生从年轻时开始教古文，他归纳文言转译中词、句、段三重层次的问题：词要关注含义、用意趋向和情态，以及古今演变的情况；句的组成，主、谓、宾以及偏、正、倒之类不是急需知道的，“急需的却是这个万花筒共有几块镜片，多少颜色碎纸碴，怎么拆开，又怎么装上的”；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群，就像一个四层的书架上摆着的书,无不合于起、承、转、合的组织规律，此外，语法、韵律、修辞也是密切关系。它们表现特殊的“汉语现象”，超出了“葛郞玛”的解释范围。

《古代字体论稿》

贰：人类没有尾巴，是“省略”还是“进化”

汉语句子成分往往不全。启功先生说：

“……教起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问题就来了。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减于小孩唱的一首儿歌：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

……为什么那么多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

启功先生认为：“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常见句中‘主、谓、宾’元素不全的现象，在填不满一条模子时，便以‘省略’称之。猿有尾巴，人没尾巴，是进化原因呢，还是人类‘省略’了尾巴呢？孔雀尾长，鹌鹑尾秃，恐怕也难以‘省略’称之。可见省略太多，便微有遁辞的嫌疑。”

汉语的特点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思维的特点，启功先生的语言学跟他的文化艺术修养有直接关系。他在讨论语法时联想，“由于古汉语具有那些特点，所以出现那些缺头短尾而跑得很快的老虎。这不但在古汉语中出现，即在中国民族艺术其他品种中，也常有这类情况：例如中国古典绘画中常有画着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画面上题写‘陆羽高风’。如果画一个酒壶，一个酒杯，便可题‘陶潜逸兴’。没有人，很像句中省略主语；没画茶或酒流入杯中的过程，很像句中省略谓语；杯中不画各色的茶和酒，很像句中省略了宾语；壶口并不一定必向着杯，甚至壶柄向着杯也不要紧，很像句中词汇偶然颠倒或成语先后调换。至于陆羽饮茶，陶潜饮酒，正是两个典故。”

《汉语现象论丛》

叁：“葛郎玛”为什么总是躲着诗

人们很少看到拿诗句作语法分析的，是诗歌没有语法，还是葛氏语法分析不了诗歌？汉语词的用法本来就很灵活，一到诗歌里更像小泥鳅，到处跑。启功先生说：“诗文句中词汇有时颠倒调换着用，虽也常用，但总是有条件的，不能任意颠倒调换。”

启功先生分析杜甫《秋兴八首》其八的名句：

红豆啄馀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

它的语义是：

（那里有）鹦鹉啄馀（的）红豆粒，

（和） 凤凰栖老（的）碧梧枝。

但作者在这首诗里主要是写那个地方风景之美，而不是要夸耀珍禽。红豆、碧梧是那个风景区中名贵物产，作者有意地把它们突出，所以放在首位。也就等于是说：

红豆（是）喂够了鹦鹉的粒，

碧梧（是）爬够了凤凰的枝。

启功先生分别了语义逻辑的句式与为突出强调对象的句式，指出诗是要强调红豆和碧梧，仍不失语法。这不纯粹是写物，重在引起历史的联想。它的上联“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波”。昆吾、紫阁的典故在扬雄《羽猎赋》：“（孝成帝时羽猎）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馀布，男有馀粟……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又说“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昆吾、御宿是汉时苑林，紫阁在长安，杜甫取汉时故事、长安风物为兴，发沧桑悲慨，写黎民忧思。

《说八股》

肆：格律诗的形状为什么像乌龟

乌龟的模样是典型的前后左右对称，立鳌足于四极；上圆下方，合于天地之象；两头狭，应原始要终之德；中间宽，当厚德载物之义。

律诗凝练出语言的特点而具有更典型的表现思想内容的韵律。启功先生说：“古体格律诗一般八句，首尾两句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中间四句必须是两两相对的偶句，这样的句法分布有人称之为‘宫灯体’，也有人叫它‘乌龟体’。过去有一种灯，上边一个提的绳，下边一个穗子，中间是四个柱，装上砖或玻璃，里面点上蜡烛就是灯。格律诗首尾两句不对偶，相当于上面的绳和下面的穗，中间两相对的四句，就像四根柱。说它像乌龟，也是说它们形状上的相类。”形式上，颔联和颈联的对偶，具有上下左右对称平稳分布的美，又能穷尽变化的四种平仄句式，在内容上是全诗的核心。如李商隐《锦瑟》诗，《诗人玉屑》谓：“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调适、哀怨、凄清、中和，锦瑟之音的特质，就集中在此诗的颔、颈二联。但是，宫灯总不能只是中间四柱的主体，还必须有上挂以导之、下垂以安之，就像乌龟也不能没头没尾，无首联交代因缘则显突兀，无尾联余音袅袅则诗意难永。这种体式是历时事物发展规律的典型表现。

《诗文声律论稿》

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流，吕叔湘先生有句很有名的话概括：“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启功先生没有经过西方理论的洗脑，他的语言学就不能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框架，只好在体系之外，不为世人理解。独特往往被视为另类。古代有一种兽：“麕身，牛尾，马蹄，一角。”非鹿、非牛、非马、非犀，这就是麟。还有一种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似鸡非鸡，似燕非燕，似鱼而能飞，似龟而羽丰，只好称它为“凤”。东方学术研究是在宏观构架下分析微观，西方是在分析的个体中求关系。在一个分科细微的学术体系里，要是硬把启功先生的语言学归到哪一类，都是“四不像”。凤麟不因人们的分类，大象不依盲人的论断，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或许才是汉语的知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5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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